编者按：尽管近期我国疫情整体呈现下降态势，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正常，经济运行逐步企稳，但由于今年3月以来，受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反弹、封控措施等超预期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增速仍呈放缓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全年经济增长5.5%的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措施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应如何调整应对措施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冲击和作用机制？我国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还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进一步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张俊伟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问题一：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全年经济增长5.5%的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我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但仍未达到预期效果，对此，您怎么看？
张俊伟：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经济工作确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方针，主要依据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看，今年我国经济确实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和挑战。特别是三月份以来，受俄乌冲突暴发、国内疫情发展等因素影响，经济运行好转的趋势出现逆转，下行压力再次加大，市场信心明显趋弱。种种迹象表明，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以更好地实现全年预定的增长目标。
确实，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出台了很多办法。如果说效果仍然不理想，我想，一个原因是外部冲击太多，影响太大。例如：俄乌冲突的暴发，不仅拉高了能源、粮食、金属等进口商品的价格；而且各国都在重新表态站队，划分敌友，世界经济格局演变明显加速，从而对市场预期产生严重影响；我国疫情出现反复，导致吉林、上海等地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并波及全国。面对上述冲击，即便政府采取有力的对冲措施，从酝酿应对措施到政策生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冲击源变了、作用机制变了，我们的应对措施也要做必要的调整以提高政策效力。
问题二：您刚刚提到的外部冲击源变了、作用机制变了，对此我们具体该如何理解？
张俊伟：早在201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再次放缓，中央提出“六稳”。当时我就提出中国经济已启动增速“再次下台阶”的进程。所谓“再次下台阶”，就是在前期经济增速“下台阶”、从两位数高速增长回落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潜在经济增长率再经历一次“下台阶”，使经济增速更接近常态化的增长水平。出现上述变化，是由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所决定的。回顾过去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轨迹，从2018年上半年增长7%，到2019年四季度5.8%，而2020到2021两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4.4%（剔除净出口拉动因素），可以看出，上述趋势还是很明显的。
上一次“增速下台阶”，是我国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增速下降与消费结构升级、主导产业转换相伴而生，呈现出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经济提质增效的鲜明特点；而当前的“增速下台阶”，则与产业趋于成熟、房地产增速放缓、土地财政转型相联系。房地产是居民主要财富形式，房地产价格的下调导致居民财富缩水和预期的改变，直接冲击居民消费；而房地产市场的逆转则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债务管理带来挑战，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伴随这次“增速下台阶”的是消费增长乏力、投资增长乏力；而新冠疫情的发生发展，更是沉重打击了企业和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使消费增长乏力、投资增长乏力的问题更加凸显。和上次“增速下台阶”不同，当前的“增速下台阶”由于缺乏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加持会显得比较平淡和沉闷。这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
问题三：面对上述情况，我国以往调控经验是否适用？您认为，在具体应对措施方面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张俊伟：扩大公共投资、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下行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经验。在快速推进工业化、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如果经济运行步入下行周期，采用上述方法一方面可以扩大内需，维持总需求总供给平衡；另一方面可以为随后的生产发展、消费升级奠定物质基础。但面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趋势性的消费乏力和投资乏力现象，既有的调控经验就显得不再得心应手了。一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超前，政府赤字水平也已经较高；持续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相对有限；另一方面，面对普遍的需求不足或产能过剩问题，如果市场需求不明显增加，供求关系不能明显改善，即便政府强力刺激，市场预期也很难得到明显改善。正像凯恩斯当年描述的那样，当流动性陷阱出现以后，即便采取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企业的投资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增加。从社会生产循环的角度看，社会总产品可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扩大投资对应的是扩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解决的是第一部类产品销售不畅问题；扩大消费对应的则是扩大对生活资料的需求，解决的是消费品销售不畅的问题。面对普遍的总需求不足，如果把政策重心全部放在扩大投资上，仍然难以解决社会生产顺畅循环的问题。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扩大消费需求、把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更好地结合起来。
问题四：近年来，我国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对此您怎么看？
张俊伟：近年来，我国确实在有关方面出台了很多扩大消费的措施，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还专门就促进消费、稳定经济运行做了部署。但总的看，这些措施多属于推动消费升级的措施；在疫情冲击下，虽然也有一些刺激消费的措施，如发放消费券、现金补贴等，但这些措施大都属于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并且，这些措施和更早一些时间曾经实行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一样，只是被视作临时性的应急对策而已，都不属于长期性的、机制性的安排。在国人眼里，“授人以渔”仍然明显优于“授人以鱼”。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授人以渔”带来的产能扩张加剧了社会供需矛盾。离开了消费拉动的加持，单方面扩大投资的政策很快会失去持续的推动力。全社会都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应地，宏观经济管理也要相应地优化和升级，以更好地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问题五：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该着重哪些具体工作，政策措施还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进一步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呢？
张俊伟：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局面，应坚持政府外部刺激与激发内生潜力相结合、紧急应对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鼓励消费相结合的原则，持续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推动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短期内，应做好疫情应对和稳就业、稳消费工作。
首先，要解放思想、科学对待国际经验。在疫情暴发初期，各国为了应对危机出台了许多刺激性措施，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围绕稳定消费而设计的。这些政策设计，受制于各国具体的国情，但也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对于国外的相关政策探索，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和排斥，甚至动不动就“一棍子打死”。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改善公共服务、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经验和做法，我们也要认真学习总结、借鉴吸收，以避免在发展的过程中走弯路；
其次，聚焦重点人群，做好稳就业、稳消费工作。对于那些收入、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人群（首先是纳入静态管理的、封闭管理的人群，有的地区甚至数次被纳入静态管理），要发放生活补贴或食物补贴，避免其消费水平急剧下降甚至陷入生活困境；要坚持精准防控，消除动辄全小区、全城市“封闭管理”的“一刀切”现象，把疫情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冲击降到最低；要聚焦制约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采取措施畅通物流、人流，维持产业链稳定运行；全面落实政府各项减税降费、金融扶持、就业帮扶等政策，切实减轻小微企业、严重受疫情冲击的产业的经营困难，帮助其渡过难关。要总结近年来扩大消费的相关经验，通过推广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消除汽车等大件产品消费阻碍等方式，激发国内消费的活力；
再次，做好重点人群、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群体的稳就业工作。当前我国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一方面大量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高质量的工作；另一方面，部分国家推动对华“脱钩”战略和反华图谋，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上卡脖子，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建议政府启动“经济安全保障工程”，依托国有企业、大型研究机构和行业领头企业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技术和操作系统开展攻关，由此而增加招募的研究生、大学生由国家提供生活补助和相应的工作经费补贴；与此类似，高校也要扩充人文社会研究机构，增加招募研究人员，以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发掘公共服务领域（如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等）的潜力，为青年人群提供工作岗位。帮助高校毕业生找到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有助于充分发挥其专业技术优势，消除就业市场上的“内卷”现象，稳定社会收入水平、稳定社会消费，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从中长期看，则要积极谋划后疫情社会，通过着力完善机制，进一步推动经济向消费主导转型。
首先，努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目前无论是GDP创造，还是就业容量，GDP都占据了半壁江山。今后，必须把发展服务业作为稳增长、稳就业的主战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市场监管、放开市场准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努力打造透明、法治、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稳定社会预期，充分激励社会创新创业活动。
再次，聚焦农村老龄人群和儿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水平。要积极总结、推广疫情期间提供收入补贴、保障消费水平的经验，并将其首先推广到农村敏感人群，为扩大内需提供持续动力。要划拨更大比例商业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进入财政专项，依托利用信息技术精准为农村老人、儿童提供健康检查、基础病防治等公共服务，以实物形式加强健康营养保障，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最后，要完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社会安全感，释放消费潜能。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保障年轻人在城市的“刚需”住房需要，消除“掏空六个钱包”为年轻人购买住房的现象；要完善养老、医疗和社会救助体系，使人们能够安心消费；要进一步改善教育供给，保障儿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提高社会安全感。